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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服装有什么影响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是近年来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新课题，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更要从实证研究上开拓新的领域，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本文以服装为例提出这一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这是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内容来说具有等级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结构。精英文化的伦理价值观以无可匹敌的强劲的势态渗进衣食住行，肇成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是中华文明区别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离不开这三位一体文化结构的解体，也离不开从生活方式上观照，服装是突出的一例 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强化与民族意识危机 在物质生活中，衣冠服饰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衣冠服饰上有极其强烈的反映，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国又与礼制相结合，并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和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不遗琐细地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以僭礼逾制处以重罚，这是华夏族的传统。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这一套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华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这是中国服饰制度的特色。 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满人的服饰，禁止汉人穿汉装的法令非常严厉，坚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杀戮，这在各地引起轩然大波。最令汉人反感的是按满族的习俗在前额剃发，后脑留发梳条大辫子。有的士大夫为了保持汉民族的气节，宁可剃了光头当和尚；有的在头部画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国衣冠；有的取名守发、首发，用隐讳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愤慨。汉人的强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从女不从，生从不从，阳从阴不从，所谓“十不从”的对策，这才使剃发易服的民怨得到缓和，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 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这标帜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这补子是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缕分细析到极至。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对明朝服制的变更，对华夏族的衣冠形成冲击，却从未动摇华夏族的衣冠之治，因为在华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不仅仅是生活的消费品，也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这是物质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会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实际上是衣冠之别，有关种种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细部，维持森严的阶级统治。所以清王朝服饰变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形制也是为了压抑和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加强清人的统治。正是因为如此，清王朝继承、强化了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并掺进民族压迫意识，形成清代的服饰制度。这也意味着当清王朝统治走向衰微，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饰方面再起风波。 到清末，王朝统治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满汉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融汇，习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饰已经为汉人所认同，并形成新的服饰传统，但是潜藏在清初服饰变更中的民族意识并末消亡。当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冲突激化时期，当初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留下的民族创伤又重新复萌，成为汉人联合反对清王朝的契机。太平军揭竿而起，就以“蓄发易服”号召汉人反清，这对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创。 二、太平军“蓄发易服”的旋风与不变的衣冠之治 太平军起自贫苦农民，起义之初不论是头领还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黄布条为记，穿着简陋，自无服制之别。占领武昌后，势力日益壮大，舆马服饰即有分别，进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国的统治宝座后，立即仿效帝王之制，专设“典衣衙”，从袍服、靴帽的质料、颜色、长短，一律按官职的级别定出标准，以显示等级的差异。各级将领都穿红袍马褂，包头布的色彩和用料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官高一级，拖长一寸。1861年颁布《钦定士阶条例》限定:“民间居常所戴之帽，皆用乌布纂帽。其富厚殷实之人，则缎绉纱，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别样颜色，致与有官爵者相混。”(2) 同时对秀士、俊士、杰士、达士、国士、武士、榜眼、探花、状元的衣帽袍靴式样也作了与其身份相应的规定。对士兵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的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 剃头蓄发和翎顶冠戴是满清统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军首先从这里开刀，严厉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发留须、妇女放足。在《奉天讨胡檄》的文告中宣称: “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令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令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人忘其根本也。”(3) 认为清朝官员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处一概加以撕毁。每占领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发，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4) 为了不让帽子遮盖已经剃了发的，裹上太平军的红头巾，还下令不准戴毡帽。 清朝服饰在中国已流行二百多年，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已成为汉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东西，尤其是不准戴毡帽，激起人们的反感，有的因为不愿去掉帽子被笞打、示众，甚至被杀。尽管蓄发易服，有种种过激的举动，也遭遇一些人的抵制，但自愿蓄发者也不在少数，据同情太平军的呤利对苏州地区的观察说: “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军和自由的标记。”这点在曾国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见太平军的服饰在南方也曾风行一时，由于这是与太平军政权相联系的服饰样式，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一服饰也随之消亡，以长发为特征的太平军却成为因此得了“长毛”的称号。 太平军掀起的一股“蓄发易服”的风潮，是历代农民起义从未有的举动，无论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义中服饰上也有所标记，但从没有在社会上推行服饰变革，所以这是太平军的创举，但它变更的仅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级之别，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礼制，用衣冠区分君民士庶，维护层层隶属的统治，在实质上依然是传统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军的服饰变革有种族色彩并无风俗改良的意义，与近代化无缘。 三、服饰近代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服饰近代化的启动，始于以服饰变革作为风俗改良的活动，并以衣冠之治的解体作为重要的标志，这在维新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痛感到民智不开是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欲伸民权，必广民智，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和裹足所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尚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陋习，波及千家万户，比前者对社会的震撼面更为宽泛，其意义也更为深切。 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鞋、弓鞋，是对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制用强体、实用的观念看待人们的衣冠鞋履，势必要推动服饰的变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和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 变衣冠中以放足启动最早，裹足本不是清人的祖制，顺治二年和康熙三年两度禁止裹足，但终敌不过传统习惯，旋禁旋弛，连清人妇女也被汉化，穿上瘦金莲方。这种情况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支持，最终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成为社会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容易受 到统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员还带头发奖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与剪辫子相比， 但是断发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强制汉人剃发留辫，又岂能在清廷的子孙中断送这一祖制，然而正是断发易服又成为点燃人民大众反清斗争的火种。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酝酿是以反满的民族革命为召唤的，明亡以后剃发留辫这一辱没汉人的亡国之痛，重又在清末中升级。“毁我衣冠真正恨，扫除巢穴待明朝。”(5)“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6) 被视为大清国民标志的发辫，更成为诅咒的对象，“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州之形状。”(7)一时“猪奴”、“半边和尚”、“辫发左衽之丑类”几乎成为排满、仇满的口头禅。当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时候，断发易服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唤。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 月5 日临时大总统通令全国剪辫还强调:“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这种种断发易服的言论，虽然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不是反清复明的简单回归。有识之士超越种族成见，从变易国民心理的角度，宣传剪辫的利害说: “夫辫发为物，即不必计其本非汉族制度，及被外人所诮辱，即以利用问题论，试执十人而质之曰，吾人具此辫发，于起居动作便乎? 吾可决其以当为不便者十而八九也。”(9) 虽然更改这沿袭三百年的习俗，会遇到旧习惯势力的种种阻挠，但是这便民实用的价值，最终又导使满汉居民不分族别地抛弃旧习，选择了剪辫易服的行为。 以剪辫易服为契机，批判封建主义的檄文，嘻笑怒骂，令人叫绝。衣冠之治集中体现在官服上，这在清代又称补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补子，绣上飞禽走兽，以示官职的差别和道德命义，有的文章反其义而用之，说清国所以不振，是由于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御外外侮，但能杀同类，遂致国事愈坏，民心渐离。这正是官方制度所为。谓予不信，可观各人的服饰: 文官的补服，是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等，此等鸟者，或示幽逸，或作声而唳，或容止闲暇，或供市儿之玩弄，这明明是纵容偷闲溺职，愚弄人民；武官的补服都是狮子、豹、虎、熊、彪之类，面目狰恶，设这些官治民，实以禽兽对人民也。(10) 有的对朝服从头到脚逐一嘲弄说，红顶，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无限冤魂，若将此物置于头上，胜于虎狼十倍；朝珠，又名奴隶圈，悬于项间，其人即永有奴隶性；马蹄袖，表示效犬马之劳，以向主人乞怜；马靴专为护足之用，套之足上，可以终日跪拜奔走。(11) 这种亦庄亦谐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由于它以老百姓习见常闻的官员服装做靶子，传播革命思想，更易为大众接受，使人们在断发易服的行动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断发易服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的青年就自发地割掉辫子，脱下清装，“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12) 成为流行歌谣。广东省宣布独立之时，老老少少争先恐后地剪辫子，一日有20余万人，中山县纷纷成立剪辫会，一直深入到农村小城镇，剪辫子成为中国人的盛大节日，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述说: “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有的报纸指出，民国建立后政体、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住所的诸多变化，以服装的变化最迅速、最广泛。一时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子帽灭，爱华兕兴，女兕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13) 穿着打扮焕然一新。 剪辫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是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即使起自下层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太平天国的“蓄发易服”，从衣冠上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别，与清政府并无二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主义规章的礼制也随之瓦解。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治，由于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取缔。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裤为西式长裤。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丧礼在臂上围黑纱。女子礼服，上装是对襟衫，下穿裙子。此种服制打破等级界限，不分尊卑贵贱，所以虽是官员的制服，但对生活权利的平等却起了表率的作用。即使宫廷的遗老遗少无一例外都要遵守服制平等的原则，有记载说: “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14) 真正结束衣冠伦理政治化观念的，是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他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 擞诰?茫?秤诠壅啊！?15)这就使得人人须叟不可离身的服装，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促使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衣冠之治彻底解体，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思想来制作和选择服装，使着装与现代文明接轨，这是中国服装史的重大变革。 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一体化的结构解体，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还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民众因为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选择的自由，但是以金钱取代权力的支配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等价交换，是人们摆脱身份地位的约束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给个体自由在服饰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回应。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中国，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欧式皮鞋，头戴曼彻斯特头巾，买办中也有穿洋装的，但在士大夫中绝无仅有。在19世纪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这无异是用夷变夏，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图从着装方面造成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认为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 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 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 然而，禁令也好，弹劾也好，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洋毡、洋绉等机器生产的洋衣料有的厚实细密，有的轻薄柔软，以优良的质地比国产的土布更胜一筹，且因为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兴趣。在19世纪中叶据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几乎在每3 个人当中，就有1 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这个论断经我国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言过其实(17)。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中国市场的辽阔，用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的狂潮，并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中国市场。洋货倾销最多的要数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关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仅衣着用料就有洋布、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线、洋被、洋毯、洋花边、洋手巾等(18)，琳琅满目。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洋布1300万匹，1899年增至1700万匹。“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 大量的商品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人们时尚的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衣料质地的改变也促进了衣服款式的变化，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19世纪末穿洋装还是冒人言大不讳之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属凤毛麟角。真正在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变革，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各报刊纷纷予以宣传鼓动，1905 年端方出洋考察，随员中有一半剪了辫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1906年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21)。练兵处不敢公然变更祖制，拖着辫子练兵是一大累赘，不得已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辫子盘在军帽内，“不准擅自裁割，”(22) 新军中有很多是留日学生，并不把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发者仍然不断，这对社会很有影响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军影响，剪了三分之一。(23)从军队到社会，相互促动，剪去辫子穿洋装已经不可抑制。 观念的变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醉心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由这种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守旧、冥顽。洋装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们推崇备至，《湖北学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励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这样肆意夸大洋装的心态，反映崇洋已经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呵呵

福州的民风民俗500字的

福州节日民俗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假期最长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这个节俗传统禁忌甚多，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件事，都讲究好彩头，以冀一年之平安。新年伊始，逢人第一句都要说“恭喜”、“发财”、“平安”等吉利话，对方也报以相应的好话。当日不扫地、不打水、不挑担、不劈柴、不洗衣、不洗澡、不理发、不说不吉利的话。全家起床后，便穿新衣服，或穿质地最好的衣着。早餐，有的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以祝太平、长寿；有的吃年糕(红糖粿)，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吃素，祈求合家子孙一年平安。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以压岁钱或糖果、桔子。

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清人吴继筠在《福州岁时竹枝词》中说的：“族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古时福州新正的景观。有出嫁女儿的人家，要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水上船家(?民)的妇女，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诗贺年：“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企(站立之意)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粿过门前。”这叫“讨?诗”，又是贺年词，贺年讨?以示吉祥。春节期间，福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欢声笑语，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领导在节前或节日期间，持礼物到军烈属、离退休干部及老劳模等府第拜年。各有关部门组织春节游园、各界联欢会、文艺晚会等活动。那些有迷信色彩的旧俗逐渐消失。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居家都安装电话，一般亲戚好友用电话互拜新年，减少节日交通拥挤。

初四清晨，家家户户，焚香“接神”，迎接灶君回銮视事。各行各业开假，放鞭炮，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机关开始上班。九十年代后，作习时间进行调整，现在是初八上班。一些服务行业，则春节仍在营业。

元 宵 节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亦谓上元佳节。福州元宵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武林旧事》记述入京的福州灯采“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福州的桔灯、菜头灯、莲花灯等，形态别致，色泽鲜艳，独具福州乡土生活气息，引人注目。

据王应山《闽大记》载：福州“沿门悬灯，通宵游赏，谓之灯市。”这一习俗，也始自宋代。其时家家户户，张灯悬门，十里灯街，红光辉映。州县官吏，每逢元宵，倡导大闹花灯，“官民同乐”。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刘瑾当福州太守，为了观赏花灯，下令挨家挨户捐灯十盏。郎官巷诗人陈烈，愤然在鼓楼挂上一盏诗灯：“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从此，官府不再强令百姓捐灯。历代灯会时间也有变化：唐宋多为正月十四至十八日；元代朝廷不提倡大规模灯会；明代为十三至二十二日；清代为十三至十七日。民国后则无定规。

福州元宵不仅灯市辉煌，还有摆设鳌山，供人玩赏的。“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此诗描绘昔日闽都灯市和鳌山的盛景。元宵城门开禁，鳌山向外，郊外人家入城观赏，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从春节至元宵前夕，福州民间有送灯习俗。对出嫁之女，娘家例必送灯，“灯”与“丁”谐音，取添丁之意。第一年送“观音送子”灯，第二年如未生育，则送“天赐麟儿”灯、“孩子坐盆”灯，第三、四年如再未生养，便送“桔”灯，寓为“焦急”之意。生育后可送“状元骑马”灯、“天赐麒麟”灯等，直送到外甥16周岁为止。民间有首童谣：“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反映了外婆爱外孙的社会风尚。杨庆琛榕城之夕《竹枝词》云：“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子霞光增，宵深欲把金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此诗描绘当时送灯的盛况。

元宵闹花灯自初七开始，昔日福州南后街与南台台江汛专售纸制各种花灯。挑的有八角灯、球灯、西瓜灯；扛的有关刀灯、龙抢珠灯，后来还有飞机灯、战舰灯等；地上走的有猴骑绵羊灯、牧童骑牛灯、状元骑马灯；堂上挂的有宫灯、走马灯等。当时有首诗云：“华灯成市将元夕，色色精工费剪裁，几种寄供新岁玩，清光四壁照衔杯。”描出了福州灯市的盛况。

元宵之夜，有的乡镇街道游灯上街时，结合迎神赛会。迎神队伍中，多随有舞龙灯、高跷、舞狮、地下坪、陆地行舟等民间文艺活动。有的居家百姓见迎神过境，便举灯放炮，祈求合家平安。如今，送灯的习俗仍在一些老年人中流行。

拗九节

正月廿九日，是福州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拗〔ōu〕九节”又称“后九节”、“孝顺节”。这天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红糖，再加上花生、红枣、荸荠、芝麻、桂圆等原料，煮成甜粥，称为“拗九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已出嫁的女儿，也必定要送一碗“拗九粥”，有的还要加上太平面、蛋、猪蹄等，送回娘家，孝敬父母。此外，凡是岁数逢九的人，如九岁、十九岁、二十九岁……(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吃一碗“太平面”，以求平安、健康。

“拗九节”来源于“目连救母”的传说。据传，古时候有一个叫目连的人，其母生前悍恶，后被关在阴间牢房里，他探监时，经常送食物给母亲吃，但均被看守的狱卒给吃掉了。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荸荠、花生、红枣、桂圆、红糖等原料与糯米混合，煮成甜粥，盛上碗后，再洒一把黑芝麻送去给母亲，看守狱卒见这稀饭黑乎乎的，问道：“这是什么?”目连随口答道：“这是拗垢粥。”(福州话“九”与“垢”谐音)看守信以为真，认为这粥很脏，不敢吃。因此，“拗九粥”才得以送到目连母亲的手中。这天正好是正月廿九，目连的母亲这年也正好二十九岁，闽俗中，正月分“三九”，正月初九称为“上九”，十九称为“中九”，廿九称为“后九”，所以这粥便叫“后九粥”。以后以粥的颜色拗黑，叫“拗九粥”，以目连孝顺母亲，又叫“孝九粥”。不管是正月廿九，还是二十九岁，都是目连的母亲落难的日子，于是福州人逢九就犯忌，认为“九”是厄难的岁月，所以，凡逢“九”岁数的人要吃太平面，出嫁的女儿，也要给父母送“九”，以求父母平安、健康。

清明节

清明，是福州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每年春分过后15天，便是清明节。清明节日或前后，家家户户去郊外踏青，上山祭祖扫墓。扫墓又叫压纸，即为坟地锄草，在坟头压上钱纸，以示此墓有后人祭扫。如带供品亦极简单，光饼、豆腐、面点和菠菠粿，也叫清明粿，是福州特有的清明节供品，是用菠菠菜(生长于南方的一种野菜，可食，味甘，性凉，捣烂压成汁呈青绿色)压榨成汁，渗入米浆内揉成粿皮，以枣泥、豆沙、萝卜丝等为馅捏制而成的。清明节前后，福州饮食店均有制售。富豪之家多有自行制造，但他们不用手工造型，而用木制的印模，内刻有氏族堂号，印制出的菠菠粿格外美观，并作为馈赠礼品分给亲朋好友。

扫墓归来，要折一松枝或柳条，插在家门口，表明本户已为祖先祭墓了。

端午节

端午，福州俗称五日节、五月节。因节日的家宴在中午，故谓端午节。相传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

端午节从初一开始，家家大扫除，悬蒲插艾于门前，用以驱邪消毒。端午节吃粽子、荷包，饮雄黄酒，燃雄黄炮。孩子穿新衣、挂香袋、缚红肚兜，口鼻涂雄黄，据说能免生疮疹，驱逐蛇蝎。

用过节餐后，各家携小孩到福州西湖、南台万寿桥、闽江两岸观看龙舟竞渡。舟有的彩绘为鱼，有的彩绘为虾，都是水族标志。初一至初五均有划龙舟，惟初五午后开展竞赛，争夺锦标，观者如潮。

如今，端午节的优秀传统习俗仍然继承，如大扫除，开展夏季卫生运动。龙舟竞渡列入水上体育运动项目，每年都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福州龙舟还参加国际龙舟比赛，获得殊荣。

乞巧节

农月七月七夕，福州叫乞巧节，又称结缘节。七月七夕，是神话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间。

七夕，妇女以七字为巧的象征，向天上银河织女乞巧时，陈列瓜果七盘，茶杯七口，焚香七柱，备针七根，丝线七色，先向织女星行七拜大礼，然后盘膝而坐，借着朦胧月色，赛穿针、比引线，谁穿引得又快又多，谁就得巧最多。宋梁克家《三山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这种习俗多是官府、富豪之家的**为之。民间则搞分豆结缘活动。家家户户煮蚕豆互相馈赠，啃豆谈天，消除前愆，促使家人和顺、亲友情深、邻里和睦。孩童学着分豆结缘，交指和好，童趣盎然。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做半段。中元节，整个七月每一天均可活动。传说，目连为减轻其母罪孽，于是日邀十方僧众做盂兰会，以普渡超生其母。

中元节日，家家举行家祭活动。除一般供品外，还须焚烧纸衣，供给祖先鬼魂在阴间享用。

中元节正值农村早稻收割后不久，人们利用农闲时间祭田地、庆丰收。因此，福州郊县仍然保留着“七月半”做“半段”的习俗(意谓一年已过半段)，但在时间上各村不一，往往是这村做完那村做，各村轮流着进行。做“半段”时，家家都要宴请许多亲朋好友。有的村庄邀请剧团演戏或讲评话、伬唱等活动，以示丰收喜悦。

中秋节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俗称团圆节。

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准民间使用铁制的刀具，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统治者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高邮张士诚暗中串联，在月饼里夹一起义的小字条，到中秋之夜，家家掰开月饼，看见传单，纷纷夺取菜刀，举行反抗元朝统治者的起义。从此，人们每到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以纪念这一人民群众的斗争节日。

中秋节俗，福州人家备供品，烧纸衣，以祭祖先。夜设家宴，举家欢聚，饮酒赏月。这个节日，民间还有尊老的习俗，晚辈馈赠大月饼(即礼饼)给长辈，长辈则馈赠小月饼给晚辈，在节日内互表良好祝愿。中秋节俗，按《福建通志?风俗》志记载，闽都各地略有不同。福州城内“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夜妇女连臂出游，谓‘走百病’”；永泰县“中秋望月，绅士祝魁星”；闽清县“中秋造月饼，设酒赏月，食栗与芋，童子备?粿，用瓦片砌塔相拜祝”；《长乐县志》述“中秋从略，各家不过具饮而已。”

中秋“摆塔”，是节日的一大乐趣。农家儿拾瓦片，砌瓦塔，至夜以柴点燃，火光四照，盘诗赏月，互相娱乐。城内人们购泥塑或陶瓷的人物形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人物，并有烛台、花瓶、香炉等陈列展出，供人观赏。富贵人家有的在厅堂搭架“摆塔”，少则三层桌，多则十层桌，最高层摆以泥塔或铁塔，低层陈列一双秧盆，青葱吐绿，以示丰收。中间各层则排列历代名人和戏曲人物，整个庭院灯烛辉煌，增添佳节气氛。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因九为阳数，日月并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来源于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据《三山志》载：福州九仙山(于山)，是汉闽越王无诸重九登高的地方，无诸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比桓景早200年。《八闽通志》载：“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邪。”(茱萸为中药，味苦、性温，有散寒、温中、止痛和祛恶等药效。)据说，闽越王当年盛菊花酒的大石樽，清嘉庆年间还在于山，后来不见了，但仍有“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的九月九，除了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等，还有放纸鹞(〔tsai ieu〕风筝)的习俗。据说，放纸鹞也来自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一次，桓景求费长房取除邪去瘟的药，走迷山路，后经鸽子引导，才找到费。后人为纪念此事，将纸糊的鸽子带到山上放飞，流传久了，就有了放纸鹞的习俗。

旧时，福州登高、放纸鹞的地点主要在于山、乌山、大庙山等。那时，大庙山有一块登高石，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称“天星落地”。九月九时，大人带小孩到大庙山，在登高石山上一登，便会长高，因此，吸引了福州四城门的人都往这里跑，每逢重阳节，通往大庙山的两条石阶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九月九登高，“高”和“糕”是谐音，因此，节日期间，福州还有一种特制的糕点，称“九重粿”，即粿有九层，中间夹七层糖色，寓意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

每逢佳节倍思亲。福州的重阳节，还有扫祭祖坟的活动，这与清明的祭坟，合称春秋二祭。现在福州的郊区或郊县，仍保留九月九扫墓的习俗。

重阳节发展到今天，人们又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把登高与全民健身运动结合起来，把祭扫祖坟与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有的还把它与海外侨胞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结合起来，还通过了以每年重阳节为老年节的决定。节日期间，各单位、团体还举行各种形式的登山、健身等体育活动

冬至

冬至，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旧时，人家在此节日前夜，老小聚在厅堂，围坐案桌搓米时。用糯米磨浆压至半干搓成丸子，入锅煮熟，捞起粘上糖豆粉便是“?”。案桌上放置红桔数粒，红箸一束，纸花一对，泥塑男女孩童(童儿牳)合，瓶插红色菊花。搓时焚香点烛，小孩用福州方言唱童谣：“搓?矢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喜(怀孕)，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掉)落脚桶下，依哥马上做郎罢(爸)。”冬至搓?时含有祈求添丁增福之意。当晚搓的?待翌晨冬至正日当早餐。

祭灶

祭灶，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按福州习俗，阴历十二月廿三日为官家祭荤灶之日，廿四日是普通民家祭素灶之日，而水上居民(?民)则于廿五日祭灶。

祭灶，原是古代夏日祭火的一种仪式。火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是值得大大纪念的。但后世把祭灶变成“灶神”崇拜，说灶神是可以“上天祈福、落地佑民”的“司命之神”。这个衍变过程，大约始于汉代。据《后汉书?阴丑传》载，有一个叫阴子兴的孝子，腊日(十二月廿三)早饮，见到灶神出现，连忙拜求，并宰了家中的黄羊祭祀，“自是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祭灶，而荐黄羊焉。”这个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说越神，说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驻户大使”。一年一度，在农历十二月廿四日，灶神上天向玉帝报告户主善恶情况，上天的日子为十天，到第二年正月初四下凡。在灶神动身之前，家家户户都要为其饯行。祭荤灶的以鸡、鸭、鱼、肉、灶糖、灶饼、美酒等供之；祭素灶除灶糖灶饼外，还有甘蔗、荸荠、红枣、花生、金针、木耳等。在祭供时，孩童们便唱着童谣：“祭灶祭糊涂(讽刺灶神糊涂官)，灶前一只铜香炉，元宝是侬褙，金裤是侬糊，灶君上天讲好话，灶妈落地保佑侬，保佑侬爹有钱赚，保佑侬妈有钱长，保佑侬哥讨兄嫂，保佑侬读书变聪明。”祭供将毕，将旧的灶神图撕下火化，贴上新的灶神图，以示送旧迎新。在祭灶节前，外公外婆要给男女外孙送灶糖灶饼，有几个男女外孙，就得送几包，每包还要附送一张“花面壳”(假面具)有唐僧、沙和尚、孙悟空、猪八戒等，孩子们有吃有玩好不热闹。

现在，一些人家仍有祭灶的旧俗。灶糖灶饼更名为年糖年饼，成了福州春节市场年货之一。

除夕

相传，“年”是一个恶魔，每年除夕，就出来捉弄人。故在除夕之时，家家户户贴新符(春联)、放鞭炮以驱“年”。福州还仿效旧时郑唐烧火炮驱“年”除灾的节俗。

进入十二月，人们便忙于酿酒、备年货。十五日后，开始打扫屋宇房舍，谓之扫堂、筅堂。外出的亲人纷纷返回，同家人团聚。廿五日后开始蒸年糕，备鸡、鸭、鱼、肉、酒等，祭祀祖先、天地神，谓之分年。女婿向岳父母送年礼，谓之送年。除夕之夜，红烛高烧，合家欢乐，共饮晚宴，谓之做岁。是夜再拂扫厅堂，放鞭炮，煮隔年饭。隔年饭用木制蒸饭甑装盛，周围插朱红筷子十双，贴红纸，扎红绳，并撒上“五子”(红枣、花生、瓜子、桂圆子、栗子)，摆在厅堂案桌上。家中主要门户、窗帘、箱笼家具、贵重器皿物件压上“金银纸箔”，意味着这家金银财宝多到从门缝里溢出，象征着明年发大财。

大年三十长辈还有给小孩发“压岁钱”的习俗，从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拜年。歌谣“拜年拜年，没桔也要钱。”一个春节下来收益还不少呢!

旧时，三十盲晡(三十晚上)是债主讨债、债户躲债最紧张的日子。旧时欠债不能过年，就是不能过三十晚上。家住城外的债户跑到后洲尚书庙，家住城内的则跑到城隍庙看戏躲债。50年代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逼债之事早已消声匿迹。现在年货供应，花色品种，应有尽有。机关、工厂、商店张灯结彩，街道两旁，彩灯万朵，火树银花，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生活习俗

服 饰

衣 服

从清朝至民国年间，福州男性穿着多为长袍、长衫。长袍上自肩部、下至足跗。开襟于右，前幅与后幅缀以纽扣。前内有小幅布，中缝一小袋，叫暗袋，可藏少量物品。作为外衣的长衫，是中老年男性的便服，常换常洗，多以棉布制作。其色常见的有蓝、灰和月白。有身份的人夏天多穿麻织或绸织的长衫。短衫则指女性的外衣，套在袄的上面的称为袄轮。长衫以朴素大方为上，短衫则以新颖绚丽为佳。

马褂，是男性的短外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有领，对襟齐腰，缀以纽扣5粒。马褂不用布料而多以团花青缀制面。后来在左襟侧处缝一小袋，以藏挂表，叫做表袋。另一种可代马褂的“甲仔”，又叫背褡、背心。它是无袖的短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故有马甲之称。抗日战争以后，穿长袍、长衫的日渐减少，长衫马褂的更少。创造的中山衣则取而代之，并广泛流行。

中年以上的官宦豪绅，寒冬出门穿长袍之外，还披一外衣，其长自肩及膝后，无领，无袖，以带系之于颈，此即“披风”，亦叫“斗篷”。清代至民国，城乡劳动者不论男女多穿对襟及膝的短衫、短袄。衫则单衣，袄则是两重以上缝制的，有夹袄、棉袄、皮袄，按时令而更换。男袄所用的料子多为棉织品，女袄则多用丝织品。旧时妇女的礼服是袄与裙，合称裙袄。女子结婚时，要穿大红色的蟒裙蟒袄，嫁妆中要办一套内衣，叫做紧身袄裤。过去妇女，以青裙为便服，红裙为礼服，白裙为丧服。逢年过节，或家中有喜庆，或参加亲友的宴会，都要穿红裙，年老依然。丈夫后，终身就不再穿红裙，再醮的妇女，也不得穿红裙。孀妇要到儿女长大自立以后，可穿绿色或浅绿色的绣花裙。一般的裙，长可及胫，多以丝织品制成，或刺绣彩色的图案。以折迭多者为尚，即所谓百褶裙。农村妇女，在田野劳动时，都穿着红布裙，以示有福。民国以后，穿裙者渐少。但男女从事劳作时，则以布作巾，围在襟前，以防污衣裤，叫做围身裙。清代，中上层妇女盛行穿旗袍，身着上下连属的衣服，形如长袍。至民国时，旗袍款式时有改变，有高领的，有矮领的，有硬领的；长有曳于地的，有至于胫的，有短仅过膝的，甚至有不及膝的；有长袖的，半袖的，有无袖如背心的。50～70年代，旗袍几乎绝迹。80年代后又流行起来，其式样趋于洋化。

男女的下衣谓裤。有长裤、短裤、外裤、内裤。旧式的裤，都没有袋子。上端统称裤，也叫裤头，多用高约半尺左右的白布缝接裤。着裤时另用一条带子把裤头绑在腰部，叫裤头带。脚管，无前后幅之分，左右亦可通用。裤裙俗叫裤斗，一般是合缝的，两裤管联成一体，叫密斗仔。

民国中期，公务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盛行穿中山衣与西装；中学男生穿**和黑色学生服，女生穿蓝衫青裙；青年农民时兴对襟便服，颜色以青、灰、白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公职人员中，男性盛行中山装，女性盛行列宁衣。冬天则穿列宁式短棉袄，颜色多是灰色或浅蓝色。1954年提倡学习苏联，讲究穿着，青年妇女穿花连衣裙（称“布拉吉”），农村中青年农民仍着对襟平装，出门做客或办事时方穿中山装；妇女则时兴用“一九蓝”、“洋花布”做的大襟短衣。

“”期间，男女青年流行军装，中老年衣色仍以黑、灰、蓝为主，式样仍以中山装为多。

80年代后衣着变化较大，男女青年衣着讲究，款式新颖，质量也随着提高，服式无一定规范，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素、或艳，不一而足；裤管时窄、时宽、时长、时短，因人而异。青年女子四季服饰多彩多姿，时常变化，时穿长裙子，时穿短裙子，时穿超短裙、时穿健美裤。衣料从化纤类发展为呢、羽、皮、哔吱之类的高档制品。中老年男子从中山装转化到茄克衫与西装，衣料也逐渐趋向高档。

鞋 袜

民国前后男女老幼多穿鞋。男鞋黑色圆口或尖口，双鼻或无鼻，圆头低帮。夏季居家则多穿木屐拖鞋。女鞋多用红色布制，尖头翘鼻，鞋帮绣花，后跟加寸许厚，形似高跟。民国禁止缠足后，女鞋与男鞋相似，鞋面加横带纽。二、三十年代后，穿皮底布鞋、胶鞋、皮鞋的日渐增多，多数女性穿高跟皮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以胶底布鞋、军鞋和皮鞋为主。60年代随着塑料工业发展，各种塑料鞋、塑料拖鞋进入市场，夏秋季人们以穿塑料拖鞋为主，木屐渐次被淘汰。80年代，青年男女和干部、职工，大多穿用款式新颖、色调多种的皮鞋。

旧时男女皆穿布制的袜子，缠足妇女以苎纟齐织成宽五六厘米、长二米左右的裹脚布（俗称“脚带”）缠脚。四、五十年代后，针织袜、丝袜、尼龙袜取代布袜。

帽 子

近、现代流行于民间的帽子是小帽，又叫瓜皮帽、碗帽，系男性的便帽。以六辫合缝，环成圆形，有平顶、尖顶之别。帽的质料，春冬用缎，夏秋用纱，皆黑色。帽顶缀以丝辫成的结，如花果之蒂，圆而短。富人以珊瑚或玛瑙代结，有的在帽沿前面的正中缀以小方形的翠玉为饰，到抗日战争时期便已消逝。高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装从国外传入。在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穿西装多戴高帽，有的穿长衫、长袍也戴高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盛行灰色军便帽。“”中盛行戴**军便帽，有些女青年也戴此帽。80年代后，老人、小孩因御寒戴各式呢质、纱线或毛线编织的帽子，少数人旅游戴鸭舌帽。

首 饰

簪、钗、耳坠、戒指、手镯为旧时妇女的主要首饰。簪、钗、耳坠，富者为金质，一般为银质，贫者为铜质。戒指一般均为金质，手镯多为玉质，也有银质、铜质的。未婚女子首饰不多，一般仅耳坠、手镯。读书学生一般不戴首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农村某些地区外，一般不戴首饰。80年代后，女子开始戴戒指、项链和耳环等，款式无奇不有。

发 饰

清代，男留长辫，已婚女子挽髻，童养媳双侧梳“蚱蜢髻”。城乡妇女均流行戴花。据说戴花既可衬映容颜的娇美，又可体现“戴花益子”，为吉祥的象征。所戴的花，主要有鲜花、通草花两种。通草花以中药通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简称草花，通称象生花。所戴的花多插于发髻上，或夹在前额的缝间，或扎于后垂的发辫中。鲜花一年四季，凡常见的花卉，或取其色，或取其香，随时宜而选用。逢年过节或家有喜庆，要戴“红笑”（色彩绚丽）的花，不戴素淡的花。

福州茉莉花多，花季又长，香气浓郁，为妇女所喜爱。白玉兰花，也经常被采摘佩戴。有的花一般人禁忌不戴，如桃花、夹竹桃，虽美丽，但被视为轻薄妖冶，习俗相沿，从无人戴。妇女在孝服期间，不能戴鲜花。年轻的寡妇更为禁忌，但等儿女长成的，才可戴素淡的鲜花。清朝康熙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在《闽小记?闽女》中提及有关戴花的习俗。由此可见300年前福州妇女戴花的打扮，还保留着古朴的民风。

通草花，为福州手工艺美术品之一，是用通草和彩色的绸、绒和布等制成的不谢之花。中老年妇女在年节或喜庆要戴“四季花”或“孩儿长春花”。四季花是把不同季节的花合在一整体，取四季常春意；孩儿长春花是用纸制的全裸的男婴坐在花丛之上，意为儿孙满堂。福州郊区有些村庄的妇女，在发髻中间插着三把刀剑形的簪，称为三条簪或便簪。三条簪多用银制，或用白铜，每条重约七八钱至一两，山区僻壤贫妇则削草制成。簪的形状扁平如剑，上尖，剑身镂刻花纹。中一簪剑刃向上，旁两簪左右交叉，刃皆向外，插于发髻之间。未嫁女子两额之下留发下垂，叫为“披肩”；既嫁，则梳发髻，插三条簪。民国19年（1930年），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以三条簪为“蛮俗”，下令严禁，强制执行，遂不复存在。它是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福州农村妇女一种最奇特的头饰。

辛亥革命（1911年）后，梳髻的妇女少了，少女剪短发者增多，戴花的习俗也不行时了。男子开始剪辫子，有的短发，有的剃光头。留短发分头的多为对半开，也有四六、三七开，一般左少右多。“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妇女也开始剪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男子大多留分头，女子多梳齐肩双辫。“”中，中青年男子时兴留短发平头，女子则时兴梳一条羊角小辫。80年代以后，妇女基本上都留长发，中青年妇女多烫发。以后青年女子逐渐时兴马尾巴式束发，或披脑后，或歪左右。少数青年男子也有留齐肩发和小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