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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8 09:00:53

昆山151公交最晚几点

苏州公交昆山151路最晚运行时间为18:00。

苏州公交昆山151路是苏州市的公交线路，起点站首末车时间为07:00-18:00，终点站首末车时间:06:30-18:00。

这趟车由轨道交通花桥站开往南港汽车站，途经站点共11个，分别为轨道交通花桥站、江南春堤站、长江路俱巷路站、长江路港浦路站、团结桥站、新吴街花苑路站、新吴园(农行)站、新吴街商秧路站、新吴街银河路站、机场路古城路站、南港汽车站。

扩展资料：

夜间搭乘公交车的注意事项：

1、夜间人们视线模糊、精神疲惫，往往要特别防盗、防抢、防漏和防错过车站，钱包、皮夹不要放在暴露在外的裤子后口袋和西服的下面口袋以及衬衫口袋内，以防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2、在车中抓好扶手，避免瞌睡，因为汽车在行驶中起步、刹车、加减速十分频繁，极易发生意外。

3、为了公众的安全，请不要把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带入车内，易燃易爆物品容易在挤压，碰撞，或车辆振动过程中引起燃烧或爆炸，严重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

4、不要将头或手伸出窗外，以免受到伤害，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人。

百度百科-苏州公交昆山151路

我2月19号早上7：00上海虹桥的登机时间。对上海交通一概不知。欲从昆山乘火车到上海站或者南站，然后出了

你到上海南站/上海站后换地铁一号线到人民广场，然后在人民广场换二号线去虹桥机场，但是那是虹桥机场的2号航站楼，去1号航站楼的话，机场有免费接驳，也可换乘十号线。地铁站换乘都有指示，也可问穿粉色衬衫、戴袖章的工作人员。

给自己多留点时间很重要，地铁换乘没有那么快

求问昆山国际学校怎么样

昆山国际学校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学校以“打造一流的基础教育学校”作为办学的战略目标，全面实施“一体两翼”发展策略，即以教学质量为主体，以英语和语文特色为两翼。在抓实教学质量这个主体的同时，深化好英语特色，建设好语文特色。

昆山国际学校以质量夯实基础，以两翼带动发展。目前学生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语文能力日渐提高，在社会上也已形成“学英语到国际”的共识。

昆山国际学校其他情况简介。

昆山国际学校由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6年创办的一所现代化寄宿制学校。在开发区、教育局、资产经营公司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事业发展迅速。1999年9月，学校创办初中部，2001年9月，青阳校区新教学楼落成。2002年9月，学校创办高中部，学校十二年一贯制的办学格局基本形成。

据不完全统计，我校已有6000多人次学生作品和5400多人次教师论文、课件、课堂教学在各级各类竞赛中获奖或在各级报刊上发表。

以上内容参考?昆山国际学校——学校简介

求语文摘抄（高中暑假作业）

1我决不“混”生命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我的大学和你们很多人一样，被规划了。1996年，我被父亲选择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土木工程，进入我亲爱的母校，湖南大学。在那年的10月1号，也就是开学后一个月的日子，我刚刚结束完军训，吃完晚饭，我和我的另外九个室友，挤在那个晚上十一点断电、闷热的宿舍里，翻我们大学四年的课本，却发现它们都是对我而言，极其无聊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一直到熄灯，我点起来蜡烛，烛光摇曳，照亮我的天花板，也就是上铺床板，我隐约看到上面有一个字！我把手移到上面，看到一个大字，混！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遭到了命运的围困，而且好像还必须被围困四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尤其是当有一个一平方米大的“混”字，压在你的头顶的时候。

这样一直到晚上三点钟，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是潜意识最清醒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我这一辈子最正确的事情，我决定对我自己的生命发问：

古典，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想要什么生活，为什么你不去造一个？

那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生命发问，这次发问改变了我的一生。

很多年后想起来，我依然对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心怀感谢，因为他翻身起床，问自己，如果2000年，大学毕业结束那天，我觉得此生无悔，那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他慢慢地听到内在的回应，他记录了下来很多答案。有些比较平常，比如过四级，考驾照，有些很有趣，比如说学习功夫、搞乐队和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还有一些看上去有点遥远，流浪一个月，骑单车去北京，去全世界最高和最深的地方。

从写下这些文字开始，他的生命开始改变。

我过了四级，学会开车，向我喜欢的女孩子表白。我开始搞乐队，我开始学习功夫。在1998年的夏天，我和两个朋友流浪，其中一个叫做小明，我们在整个路上骂骂咧咧，我们就这样打打闹闹地从长沙骑到北京，23天．8个省，1500多公里，到了北京，成为生之交。我还有去我能找到最深的地方，江西萍乡的煤矿，在几个矿工的陪同下在地下400米的地方呆过一整天，感受喘不过气来的、墨水一般的黑暗。我想那是世界最深的地方。

最后等我划掉我的清单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在西藏的珠峰，但是那个地方需要的钱和时间，是一个大学生所没有的。后来我离开学校，成为一名工程师。半年后，我离开这个行业，再后来，我失恋了，初恋的失败让我痛苦，希望逃离这个国家。

于是我来了北京，成为一名新东方学生。在我考完托福GRE，甚至拿到OFFER的时候，我又一次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想起来那个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

后来我留下来，成为一名新东方的英语老师，我开始攒钱，然后攒时间和工作后日益下降的身体。在2004年，我来到了西藏。这是珠峰大本营，海拔5500米，这是出发前的我，在雪线下面，珠峰的雪化成水流下来，变成这条河。绕过山头能看到洁白的珠峰，让我在爬的时候一直想在那里。这里有一个邮局，里面卖着昂贵但是销路很好的明信片——不仅仅是因为这是这里唯一的通讯方式，还因为上面的戳——珠峰大本营——你可以寄给你的朋友，你可以收藏，等你老的时候对你的孙子吹牛说爷爷当年也牛过，所以人们总会虚荣地买上那么几张。而我一下子买了三张，一张寄给了我的母亲，她认定我会在某个雪山上面，几百年后被挖出来，栩栩如生音容宛在。我说，爸爸妈妈，我很安全。一张寄给了我的部门主管，他听完我的计划，很怀疑我能否上暑假班的课，因为我用完了所有的积蓄，我对他说，我很安全，给我排课。最后一张，你们猜我寄给了谁？

我寄给了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我告诉他，谢谢你，你许的十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

如果你不想要你现在的生活，你真的可以创造一个。

那么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我重新许下我的十个愿望，我希望成为最好的词汇老师，我希望帮助更多人成长，我希望写出10本能改变世界的书，我希望帮助更多人……对自己的生命发问，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且成为一个生活的高手——那些在生活的进攻之下，眼光炯炯，紧盯梦想的人。

后来的故事你们也都知道，我成为了一个不错的词汇老师，成为了新东方讲师的培训师，当有一天我意识到，告诉别人为什么要留学和工作，比帮助别人如何留学和工作更加重要。再后来，我离开新东方，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新精英生涯，帮助青年人在新的生活里做自己的精彩英雄。我写了《拆掉思维里的墙》，希望帮助更多年轻人，成长为自己的样子。

还记得那个功夫高手的隐喻吗？当你被生活攻击，请在接受攻击的时候，请紧盯那些字，并且大声地把他们读出来。

最后，让我告诉你关于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的一个回答，如果我是那个高手，我会先走人房间正中，然后大吼一声！等到他们攻击的时候，打倒一个离我最近的人，然后扭头就跑，然后把那些目瞪口呆的攻击者都抛在脑后，我跑动起来，奔向那些字，大声地把念出来，让头发飘扬。

记得，当你被现实痛苦的攻击，请问自己，我想要什么？然后盯紧你的梦想，而不是你的敌人！

2生存逼着我成功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生存是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事情。

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没有一个有钱的爸爸，因此在大学毕业之后，需要自己去找工作。首先是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以后结婚了，大部分人也和我一样，没有找到一个家财万贯的老公，两个打工仔加在一起，开始为自己的小日子谋划起来。要买房子，有了孩子，就要为孩子上学打算……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还记得自己刚刚到深圳的日子。那段日子，让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生存。

因为母亲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深圳去了，放弃了在外资公司的工作，在母亲的公司帮忙。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那种皮包公司。我和母亲还有她的几个带着发财梦来到深圳的亲戚，也算是她公司的员工一起，在深圳的一栋民房里，每天忙忙碌碌，和形形色色的人碰面。用母亲的话来说，生意就是这样碰出来，谈出来的。

我的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在我的想象里，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于是当她说，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到深圳帮忙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去了。

记得当时我的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总是这样，每当我要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什么也不说，即使之后我碰得头破血流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那一天，我穿的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母亲总是嫌我长得不漂亮，因为那样在她的眼中，我很难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的母亲对我说，在外人的面前，不要说我是她的女儿，这年头，一个女人要做生意，要在这里混下去，不要让人家知道年纪，不要让人家知道婚姻状况会更加划算。

当时的我，真心诚意地想，这个从来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她曾经历过多么艰难的日子，我应该帮她。于是我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开始明白生活的艰难。在我房子的对面，是那些来自湖南的打工妹的集体宿舍。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都会看到她们很多人都是端着一碗白饭，就着一瓶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吃着。

而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发现，我的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够赚到钱，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请别人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抢着埋单，但是在家里面，每顿饭总是节省到只有一个素菜、一个荤菜。

不过我的母亲是那种哪怕口袋里只有两块钱，也要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兜兜转转，她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着。

我的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找我来要房租。她的这些亲戚每天都要开饭。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面只剩下两块钱，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哭。因为我不知道，这两块钱用完之后，明天如何生活下去。

母亲消失的时候，我必须自己赚钱支撑这个家，同时也是支撑我自己。靠着同学的关系，我接到了一单礼品生意。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跑到别人的厂里和别人谈判。不过他们很快看穿了我的底价到底是多少，这个合同签得有点灰溜溜。不过好歹有点钱赚，心里面已经算是很满足。

还有一次，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拖来一百箱饮料，从东北运到了深圳。而她自己却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把这些饮料存放起来，但是开始为仓储费发愁。

面对这一大堆连我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饮料，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店一家店地推销。

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要面对别人毫不留情的拒绝，或者是那种干脆不愿搭理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个时候年轻，刚刚走出校门，反而能够承受这些东西，如果是现在，我真的很难想象自己，还能不能像那个时候一样，去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就这样，在炎热的天气里，有一天下午还下着雨，我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的饮料从后座上面摔了下来。那个时候，一刹那我感到一种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学那时候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软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记得，我们扶起自行车，继续一家一家推销着我们的饮料。

最后，我记得，终于有一个好心人被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又赚了一点钱，可以解决一大帮人一个月的生计问题。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我发现，原来我和我的母亲对于生活的价值观、生存的方式实在有太大的区别。

我的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举例。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多少多少的房产。

在我母亲的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和钱过不去，因为只有足够的钱才能够生存。

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很有钱，倒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只是为了钱却并不值得。

我们闹翻了，从此我和她断了来往，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上海，于是我要在深圳从头开始。

为了生活，开头的几个月，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酒店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还有国有企业的每天闲着没有事情做的老总秘书。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因为要租房子，要应付日常的支出，因此那个时候，选择工作的首要标准是工资是不是高。直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入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从此我的生活重新走上了轨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没有选择来到深圳，没有跟着我的母亲的话，我会像我的不少同学那样，几个月下来，在外资企业已经有了不错的表现。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在深圳的这段日子。

因为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那么多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如何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循规蹈矩，慢慢寻找着机会，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但是他们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为了生存。

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来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人和事。

我的那位同学，我们在深圳一起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过，他的理想是要进电视台工作，之后我听说，他在县城的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络。

八年之后，当我们在北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珠海电视台的一名编导，而我则成了凤凰卫视的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用五年的时间，从县城走进省电视台，然后又只身来到珠海，从一名编外人员成为电视台的正式员工的整个过程。他说，深圳的那段日子，教会他，如何在艰难的时候，勉励自己一定要走下去。

4一个昆山小企业主的高铁之旅

价格、速度与激情

亮银色的高速列车如剑鱼般横卧在轨道上，蓄势待发。

9点50分，徐宁来到北京南站，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一张车票。10分钟后，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G115次列车。

徐宁在江苏昆山经营一家IT产品包装企业。在这家只有100多名员工的“微型”公司里，他既是总经理，也是“业务员”，每个月都要飞行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间。两天前，他到北京参加一场展销会，“接了几个大单”。

这一天是7月7日，京沪高铁开通后的第八天。

“封杀”京沪航班

徐宁所在的3号车厢，是被媒体称作“可与空客A380相媲美”的商务车厢：24个座椅可以坐、躺、卧，配有多媒体触摸屏、阅读灯、电源插座、USB和网线接口等。据报道，这样的一个座椅“造价约16万，相当于一辆中档轿车”。

“财政部说，副部级的官员才能坐商务座”，徐宁打开电脑，念起了当天的新闻头条。

接着，他打开生产车间远程监控系统和ERP系统——这是他两年前花费数十万元请人开发的，“我在车间里安了9个摄像头，随时可以监督工人的进度。”

3G信号已经无缝深度覆盖京沪高铁，此前，中国电信宣布天翼3G终端在京沪高铁上可以顺畅地接打电话、无线上网。“我在与不在，公司都在那里，运转如常。”徐宁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信息高速路与现实高铁一起包裹着他。

现在，列车正以309公里/小时的速度，呼啸着穿过华北平原，5小时后将到达13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虹桥。“贴地飞行”，这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形容。

为了这张北京-昆山的商务座车票，徐宁支付了1690元。他说，这个价格“很可以接受”——以前，他从北京回昆山需要先飞到上海，然后搭乘城际快车或汽车。根据东航的订票系统，头等舱票价为2260元，经济舱1130元，折扣最高不过八折。

今年6月，徐宁从上海飞北京与客户谈判，因飞机延误在机舱内等了三个小时，“一笔大订单就这样没了。”而根据民航华东管理局的数据，2010年8月以前京沪航班平均正常率不到50%。经过整治后，这一数字也只有72%。

“贴地飞行的高铁和一日千里的飞机，哪个更省时间？”7月初，上海铁路局宣传部副部长陈万钧发布了一条微博，称《法制晚报》两组记者同时从北京出发奔赴上海，结果乘飞机的那组因航班延误而比乘高铁的记者晚到了半个小时。

“坐高铁的时间，至少是可预期的。”徐宁正计划着，今后彻底“封杀”京沪航班。

现在，航空公司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压力。京沪线素来是一条“黄金航线”，每天平均有80多个航班，客座率保持在80%以上。2010年，这一条航线给东航贡献的利润高达9亿元，国航也在这条航线上实现了5.8亿元的利润。

然而，在京沪高铁开通的一周里，这条黄金航线的机票也卖出了4-5折的“白菜价”。业内人士说，“京沪高铁真是从航空公司手上割肥肉啊！”

超前的高铁？

在设计施工中，京沪高铁的时速曾经从300公里/小时被不断升级到380公里/小时。很多人都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高铁试运行期间，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喜欢进驾驶室，在驾驶员的身后大喊，再快些！再快些！

对此，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该社运营着日本最快的高速列车）的社长松本正之曾表示，“（像中国这样）将速度提升到接近极限的程度，是我们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富有戏剧性的是，到开通时，京沪高铁的时速又回到了起点。专家认为，高铁降速正是出于安全考虑，但这种说法，遭到了铁道部的否认。

“还记得19世纪美国修建洲际铁路的好时候吗？我们使用了廉价的中国劳工来完成该项工程。现在，中国是否需要美国的1400万失业者去帮助它建设高铁？”坐在京沪高铁的商务车厢里，一名美国记者唏嘘不已。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调侃说，在发展快速列车方面，美国已经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不过美国在另一个带“快”字的东西上略胜一筹：快餐。目前京沪高铁上提供的早餐，是美国人最爱的汉堡。

京沪高铁，被很多媒体比作“中国版的阿波罗登月”。但《纽约时报》说，它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好评。铁道部或许可以不计较为此背上的高额债务以及未来若干年不盈利的可能，而对于普通人，“高铁昂贵的票价已经触及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个痛处。”

徐宁所在的3号车厢里，20多个豪华座椅正寂寞地等待着那些想象中愿意为任何“奢侈品”一掷千金的豪客。而在其余车厢，一等座和二等座的上座率大约只有20%。网友戏称，京沪高铁是在“运椅子”。

“只剩G字头的票了？”学生模样的赵飞宇站在北京南站的售票窗口前，售票人员告诉他，当天的动车票早已售罄，只能买隔天的票。他觉得，自己“被高铁”了。

目前，上海虹桥至北京南每天运行41对时速300公里的G字头动车组与3对时速250公里的D字头动车组。原来的5对“夕发朝至”动车组全部停开，2对“夕发午至”的T字头特快只保留了1对。而且，价格“亲民”的T字头和D字头往往“一票难求”。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坚指出：“拥有基本舒适空间的廉价交通更适合中国的普通旅客，他们并不愿意只为节省几小时，就多花3倍甚至更多的钱去购买高铁车票。”

列车快速地穿过沧州、德州、泰安、曲阜、蚌埠、镇江，一路向南，沿途可以看到盖了一半的高楼，以及曝晒在烈日下尚未完工的公路——虽然在那些早已建成的高速公路上，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车满为患的场景。据媒体报道，在京沪高铁沿线，有16座新城已经破土，各地政府都寄希望于高铁能够招商引资、盘活当地经济。

《华尔街日报》报援引了蒂姆·斯塔莫斯撰写的一篇文章，描述他在一个高铁站点的经历：“整个车站的三层楼都铺上了昂贵的大理石地砖，它们被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斥巨资建造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车站，站台上只有一列火车，车站内几乎没有任何乘客在候车。那种氛围就像是被僵尸突袭后的纽约中央车站。这真是中国人心态的最好例证──只要造好了，自然会有人来。”

《华尔街日报》对此评价说，中国或许建设了一个过于超出现时需求的铁路系统。

京沪高铁的列车还在狂奔。15点15分，列车驶进了昆山南站。车门敞开着，像极了一张张饥饿的大嘴。徐宁拎起行李箱，大步走下车去。不远处，只有田野、空旷的公路，和一幢等待封顶的大楼。

中国高考与世界主流渐行渐远

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110多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的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何时开始拐弯的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他们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他们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后来一批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这种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得一千二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人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那个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地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的电视对话中指出，苏联败给美国，即在教育不合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神话中不可自拔。

1958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一位苏联大学生和一位美国大学生。杂志得出结论——苏联学生各方面都更优秀。这是一种预设了答案的比较，因为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美国科技和教育界都感受到空前的挫败感。然而时间证明，以为国家工业建设培养“一枚螺丝钉”为目的的教育体制，最终败给了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体制。

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的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其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普通的尺子去衡量所有人。

此后，中国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92年，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中国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人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授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生应该是“多边界”的，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要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择，当然也无法对产品负责。

“赢在起跑线”：高考异化下延

那么，理想的招生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教育学家储朝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谈恋爱，学校可以选择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学校。本来就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儿，而现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台比武招亲，而且比武过程还要担心有人用暗器使诈。”

恢复高考之初，中国的招生制度虽不能保证有效地筛选人才，但至少公平。从委培、保送到各种加分，包括现在的高校自主招生名额，实际上都稀释了考试的作用，让有钱有权的人左右录取结果的机会越来越多。有统计说，现在中国农村的学生要比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高15分才能进入同等学校学习。许多家长担心高考是否公平，但他们不了解高考制度本身已经异化，从而造就了种种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制度异化已经向下延展，从高中延展到初中，甚至小学。重点学校制度便是异化的产物。重点学校的教师有些拥有高考的出题权，他们可以参与题库的制定。家长千方百计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不是为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只是希望孩子距离高考考题更近一些而已。

畸形的制度造就了不少中国特色的教育词汇，例如“赢在起跑线上”。据说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人读澳大利亚的一所个学，上课第一天老师试探性地问学生：“3+3等于几？”全班只有他一个人答得出来。之后老师又问了几个数学问题，这位学生都回答正确。当天学校就找到这位学生的家长，问他们是否虐待了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让小孩子学习这么多不必要的知识？

人类的大脑需要20年左右才能发育成熟，但为什么要让许多大脑、思想未成熟的孩子18岁就参加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西方主流教育体系大多存在预科制度，学生进入大学先学习一些基础性的科目，第二年再选择专业，这等于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规划自己的人生。像法律和医学专业，往往要求学生大学学习两年甚至本科毕业之后，才能申请入读。或许，这才是对人负责的表现。